宋朝的现状
治平四年（1067 年），宋英宗病逝，年仅20 岁的颖王赵顼即位，史称宋神宗。
新皇登基，踌躇满志，然而，摆在宋神宗面前的这个国家，却让他叹息不止。
因为，大宋帝国外部虽然繁花似锦，无比繁荣；但其内部，却早已矛盾丛生、腐败透顶，犹如一堆残羹瓦砾，只要轻轻一推，就能倾倒在地。
这个说法绝非危言耸听。要知道，因为庆历新政的半途而废，昔日的“三冗”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最终，新的“三冗”问题，成为压倒帝国的三座大山了。
这个新“三冗”问题，就是困扰大宋多年的冗官、冗兵、冗费。
先说冗官。
史料记载，宋朝的官员数量之多，堪称历史之最。当时，光登记在册的官员，就有2.5 万人之多。各种编外的“临时工”，更是不计其数。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官员，一部分是宋朝“恩荫制度”胡乱册封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是宋朝科举制度盲目扩招的结果。但最大的原因，则是从宋朝建国开始，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的一套神奇的制度，导致帝国必须使用很多的官员。
这套制度，就是宋朝神奇的“官、职、差遣”三相分离的制度。
那么，这是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呢？又为什么神奇无比呢？
因为在这套神奇的制度中，上到宰相，下到乡县看门的老头，大家全都“名不正言不顺”，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同时，虽然不担任这个官职，大家却干着这个官职的活，还拿着这个官职应有的“工资和奖金”。
看晕了吧。其实，只要明白了赵匡胤创造的这套“官、职、差遣”，就能真正明白这位皇帝的良苦用心。
所谓的“官”，就是“官职”，用来确定官员的等级、俸禄的高低以及待遇的薄厚等。但是，这个官却有名无权，一点儿权力也没有。
比如，朝廷任命你为教育部部长了。从此，你得到教育部部长这个官职， 也拥有教育部部长这个头衔，但是，你不能干教育部部长的工作，也没有教育部部长的权力。
这个“官”，就是一个虚衔。除了每月领工资，这个“官”一点儿权力都没有，所以也称“寄禄官”。
那么，怎么获得权力呢？
这就得靠“职”来解决。
所谓的“职”，就是“职务”，代表着你要干什么活以及行使什么样的权力等。但是，这个官却“有权无名”。
比如，朝廷让你干教育部部长的工作了，你就能够履行教育部部长的职务，也拥有教育部部长的权力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教育部部长了。
毕竟，你没有教育部部长的头衔，因此拿不了教育部部长的工资，也没有教育部部长的待遇。除了工作增加了，啥好处也没有！
可见，这个“职”，虽然有权力，但基本上就是一个“荣誉虚职”。官员得到了这个“职”，常发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唏嘘感叹了。
那么，怎么让权力和头衔挂等号呢？
这就得去问“差遣”了。
所谓“差遣”，就是皇帝临时派你去干一件事情或去完成某项具体任务，而特意派遣的工作。
比如，皇帝任命你为教育部部长并派你去搞教育，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有了皇帝的“差遣”， 才能让“官”和“职”挂等号，才真正拥有了权力和责任，变成一个“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这种差遣的官员，也叫“职事官”。
当然，即使得到了权力和头衔，变成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员，也别美，因为赵匡胤在这里还埋下了两个“撒手锏”，让你根本无法释怀。
第一，时间。
虽然在皇帝的“差遣”下，官员有了权力和官职，但是等事情办完了，皇帝的“差遣”就结束了，这些权力和官职就得上交。
因此，对于这些官员而言，即使有了皇帝的“差遣”，他们也不过是一个“临时工”。等干完工作了，这些官员就下岗待业，只能重新找工作了。
第二，专业绝不对口。
为了防止官员专业对口、培养自己的势力，赵匡胤在“差遣”工作的时候，一般不找“对口”的行业官员，反而绕来绕去，去别的部门找一个“稍微对口”的兼职生，对其委以重任，让他管理这件事情。
还拿教育部部长举例，在任命时，赵匡胤绝不会任命搞教育的专业人员，而是让商业部的人员来兼职。他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教育部部长大权独揽、结党营私、脱离管治。
以上，就是赵匡胤建立的“官、职、差遣”制度的大概内容。
赵匡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最大限度地控制官员的权力，让官员有名无实，或者是有实无名。即使官员有名有实了，也可以用“专业”和“时间”来控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无法做大做强。
不得不说，赵匡胤为了建立这么一套制度，真可谓呕心沥血。但他建立的这套制度，也让帝国管制混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按照已故大师柏杨《中国人史纲》的说法，如果把宋朝的官职套用到现代，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应该是这样子的：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他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 彻底晕菜了吧。宋朝的官员制度，就是这么乱！
不得不说，赵匡胤设计了这么一套深奥无比的制度，其本质目的就是更好地管理这些官员，防止他们造反。同时，它可以把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的手里，让赵匡胤大权独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并没有阻挡官员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反而出现了更大的弊端，并且愈演愈烈。
这个弊端，就是困扰大宋数百年的冗官。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官员是“官、职、差遣”三种任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定会出现有名无权的闲官。
大宋刚建立时，闲官少，危害不大，但随着恩荫制度的不限制和科举考试的玩命扩招，闲官数量越来越多，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据史料记载，至宋神宗时期，这种有名无权的闲职官员，占据了官员总数的70% ～ 80%。也就是说，每十个官员里面，就有七八个是吃闲饭的（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对于这种闲官，朝廷也没有办法裁减。
毕竟，官场关系错综复杂，你知道对方什么来头？恐怕还没开始裁减，自己就第一个被裁减了（参考范仲淹的结局）。
不能裁减，只能养着了。为了让这些吃闲饭的官员也能名正言顺，朝廷只能绞尽脑汁发明新的差遣、新的官职。这样就产生无数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名词。
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从字面上解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其实呢，这个官职就是“宰相”！
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在史书中，宋朝官员的简历动不动就一长串一长串的官职头衔了吧。
此外，这种混乱的官场编制，也产生了低下的效率，即“叠床架屋”。官员们在这种“床上叠床，屋下架屋”的办事效率下，常见的推诿扯皮、拖拉积压、吃拿卡要、议而不决的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当然，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的办事效率问题，并不是最大的危害。按照某位史学家的说法，这些冗官们真正的危害是：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了大宋帝国灿烂的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帝国数以万计的金银，从而让帝国迅速衰败。
这才是冗官最大的危害！
资料显示，宋神宗登基时，正式在编的官员数目，居然多达2.5万名，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据！而每年为官员支付的俸禄，大约是1200万缗钱。
1200万缗是什么概念？宋朝当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不过6300万缗钱。这群官员把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吃掉了。
因此，如果你是宋神宗，你也得让人变法，改变这一切。
当然，对比下一个问题，您就会惊讶地发现，根深蒂固的冗官问题，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真正的“倾盆暴雨”问题，就是长期困扰帝国的冗兵。
“三冗”问题
咱们都知道，宋朝以武得天下，但为了防止其他人也以武得天下，所以从太祖时期起，赵匡胤就实施了各种抑制武将的政策，比如，以文制武、宦官监军、依阵图行军等，千方百计防止武将造反。
即使建立了这么多抑制武将的制度，赵匡胤还是觉得不保险，为了得到一个“可以为百代之利者”的制度，赵匡胤下令宰执们开会，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
史料记载，开会期间，赵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都被赵匡胤否决了。最终，太祖皇帝认为，只有一种办法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这就是养兵：“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生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这个意思是说：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只有“养兵”。遇到了灾荒之年，国家把这些饥民招募为士兵，就可以避免饥民作乱。在正常年份下，即使有军队作乱造反，也不会有百姓参与，因为百姓都当兵了。
虽然从字面上看，这就是一种国家养兵的募兵制度，但实际上，赵匡胤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地痞、无赖等各种社会不稳定人群的管束机构，使之不在社会上滋事起义。
对于这种募兵制的见解，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政府招募这些“失职犷悍之徒”，即那些破产失业的农民和各种不服管理的刁民，就是要把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招募入伍，豢养起来，使之不再作乱……同时，把这些可能反抗现政权的潜在力量，转变为维护现政权的力量，使这个政权多获得一些保险系数。
就这样，一个天下无民、只有士兵的乌托邦世界，就在赵匡胤的手中慢慢成形了。不得不说，这个制度的效果还不错。
有专家做过这样的统计——宋朝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有三百多起，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朝代。但汉唐时代，农民起义往往一经发起，即成燎原之势，进而撼动整个国家的根基。唯独在宋朝，每次起义都局限在比较小的地域，时间短则数月，长不过四五年。因为宋朝的兵、民是完全分开的，他们不可能一致行动。即使有百姓起义，也很少有士兵跟着他们一起闹事。
短期看，这套制度没有太大弊端；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
因为这个军队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要知道，强行招来参军的百姓，本来就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灾民，他们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因此，在对外战争前，政府还得招募精壮士兵，继续扩大军队的数量。这样在不经意之中，宋军的数量就成倍增长了。
宋军数量多，本来也容易解决，遣散了便是。但这里的问题是，为了妥善管理灾民，避免他们重回社会暴乱，宋朝强行规定，百姓一旦当兵，就终身被编入官府军籍，子孙后代也不许脱离军籍。
就这样，国家招募的灾民不许脱离军籍，一生要仰食于官府，他们的子孙也不许脱离军籍，生生世世要仰食于官府。招募的士兵也是如此，久而久之， 宋朝的军队要不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那才叫见了鬼！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宋朝的士兵数量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多，终于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量。
宋太祖开宝年间，宋朝全国军队大概为40 万人；到了宋太宗时期，全国军队增至60 万人；宋真宗天禧年间，全国军队增至90 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全国军队增至100 万人；而等到了宋神宗变法前，全国军队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20 万人！
120万人是什么概念？清朝全盛时期，国土面积是宋朝的三倍，全国的军队也就70万人。即使是“十全老人”乾隆统治的时期，对外战争极其频繁，当时清朝最高的军队数量也没超过90万人。
看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伯好汉、那位80万禁军教头林冲，之所以能够训练那么多皇家禁军，也是源于此了。
宋朝120万皇家禁军，不仅数量惊人，也暗藏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这得需要多少钱才能养活这些士兵呀！？
根据蔡襄的《论兵十事疏》记载，当时国家养兵的标准，一个中央正规军（禁军）士兵一年的军饷，大概为50缗（约一万元人民币）；一个地方士兵（厢兵）一年的军饷，大概为30缗（约六千元人民币）。宋朝一共118万军队，每年国家耗费的军费，大概为4800万缗。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事疏》
史学家们相信，蔡襄说的这个军饷数字是真实可信，原因有二：
第一，这篇奏章，是蔡襄在治平元年（1064年）担任三司使时书写的。三司使号称“计相”，他就是管理国家财政的官员。蔡襄的话可信。
第二，为了论证自己的数字，蔡襄还附列了一张精细的军费账单，上面罗列了宋朝军队所有的开支，只要用笔一算，就能清楚看出了。所以，蔡襄的数字应该真实可信。
那么，整整4800万缗，是一个什么概念？咱们前面介绍了，宋朝当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不过6300万缗钱。每年全国的军费开支，居然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所以，蔡襄悲观地写道：“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放眼古今中外，这种军费开支比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综上所述，冗官每年花费1200 万缗，冗兵每年花费4800 万缗，仅这两项开支，就用去国家6000 万缗的财政收入了，国家早就入不敷出了。
除了这两笔开支，宋朝还有很多开支，不得不花。比如说，皇室每年的开支、祭天拜祖的费用、装修房屋的费用、天灾人祸的赈灾款等。
这样一算的话，宋朝早就亏本运营，必须申请“破产”了。
这些让国家入不敷出的开支（冗官、冗兵），就是宋朝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冗费。
多说一句，在这些冗费中，有两笔开支不得不提。这就是那两笔被史学家们无限放大、数量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钱——送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
如今，随便翻看一本历史书，在谈到冗费这个问题时，一定会说到这两笔开支，也一定会再三强调：因为这两笔非常重要的开支，即送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导致宋朝入不敷出。帝国的“积贫之说”，也源于此。
事实上，对于这种说辞，真要好好商榷一番。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宋朝给辽国的“赏赐”，不过50 万缗；宋朝给西夏的“赏赐”，也就25 万缗。这两笔钱加起来，也就75 万缗。
对比一个年收入6300 多万缗的帝国，这些钱真的很多吗？这区区百分之一的钱财，真是帝国“积贫之说”的根源吗？
那么，为什么史书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两笔钱极其重要，是大宋“积贫之说”的重要根源呢？
按照李亚平教授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仅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因此，帝国积贫之说，源出于此。
书归正传，拜这“冗官、冗兵、冗费”三座大山所赐，宋神宗登基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残破不全的帝国。这个国家百废待兴，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了，若不再变法图强，宋神宗就成为一个亡国之君了。
因此，变法之日，就在今天！但是，找谁来变法呢？
焦急的君主，群臣的答案
既然要变法，就必须起用新人、能人。毕竟，指望朝廷这群死气沉沉、干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去变法，那就是一个笑话。
那么，宋神宗重用的变法的人，是谁呢？
宋神宗第一个重用的人，是跟自己志同道合的吴奎。
史料记载，宋神宗和吴奎非常投缘。他们不仅有共同的语言，在那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更是完全一致。
那件事情，就是英宗时期的濮王之议。
咱们前面讲过，宋英宗之所以玩命认爹，就是要给后世子孙一个名正言顺的正统身份。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子嗣却并不领情。
当时，宋神宗是跟曹太后一条心的，宋神宗不理解父亲的苦衷，他还强烈反对这件事情，甚至想在登基后撤回对濮王的册封。
皇帝想撤回对濮王的册封，但欧阳修、韩琦不干。毕竟，为了干这件事情，他们把半数朝廷的人都得罪了。
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急切地希望一个大臣站出来，替自己解决这个难题。
这个大臣，就是吴奎。
史料记载，宋神宗登基后，多次召见吴奎，问其追封濮王一事的意见。
宋神宗对其道：“欧阳修等人提议追封濮王为尊，他们用到了汉宣帝追封先父的例子，不知是否合适？”
吴奎回应道：“欧阳修举的这个案例，根本不合适。因为，虽然汉宣帝接替了汉昭帝的位置，可是按照辈分，他们是侄孙和叔祖的关系（汉宣帝的爷爷是汉昭帝的大哥）。因此，汉宣帝追封自己的父亲，跟汉昭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宋神宗道：“假设，汉昭帝是汉宣帝的养父，那汉宣帝追封自己父亲的事情，是否合适？”
吴奎听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他继续道：“汉宣帝一事，暂且不表。我朝英宗是仁宗皇帝亲手选立的，仁宗对英宗恩重如山，您不能忘了这份恩德呀。在臣看来，追封濮王一事，涉及私人感情，不够公正。”
宋神宗听明白了吴奎的意思，沉默不语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宋神宗虽沉默不语后，但吴奎也知道该干什么。
后来，在吴奎的强烈反对下，追封濮王一事，最终不了了之。赵允让的谥号仍为“王”， 三位妻妾也依旧称“王夫人”。
就这样，宋英宗拼尽一生，为儿子挣来的名分，就在儿子一句轻描淡写的“不要”声中，不复存在了。
宋英宗若在天有灵，见此情景，不知会做何感想。
书归正传，因为这件事情，宋神宗很信任吴奎，希望他能够主持变法，改革弊政，使宋朝重新强大起来。然而，在变法方面，吴奎却让宋神宗失望了。
因为，吴奎信奉的理念就是八个字——顺应天命，合乎人心。
在宋神宗眼中，如此空洞和不切实际的道理，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家都快穷死了，到时候老百姓揭竿而起了，难道也是顺应天命，合乎人心？
于是，这个本来被寄予厚望的吴奎，就被宋神宗抛弃了。
宋神宗看中的第二个变法人选，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光。
当时的司马光，年轻有活力。他才华横溢，是文坛领袖；他清正廉洁，是官员的表率。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合格的变法人选。
然而，在变法方面，司马光能给皇帝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宋神宗多次召见司马光，询问如何让国家富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司马光是这么回答的：“修身治国，我总结为六个字，即‘仁、明、武、人、赏、罚’。我们要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一个坚守自己原则的人， 一个刚正不阿、敢跟邪恶势力斗争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是一个君子了。君子在治国方面，无非就是选择同样是君子的大臣，用功必赏、有错必罚，这样一来，国家上下同心，自然就能富强了。”
听完司马光的话后，皇帝哭笑不得：朕问的是如何“富国强兵”，不是问你如何“做人”！
宋神宗继续恭敬地问道：“敢问爱卿，有什么具体的政策，能让国家的赋税快速提高？”
一听这话，司马光反而怒了，他大声道：“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不在百姓，就在国家。若国家想要富庶，就只能从老百姓手里抢夺了。至于怎么抢夺，我是没有办法的。”
司马光愤怒也是有原因的。在这种“君子儒”的眼中，身为君子，是要讲“义”的，怎么能讲“利”呢？现在的这个宋神宗，简直就是当年的梁惠王，眼里只有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那种“龌龊”的东西！这样一个天天琢磨挣钱的君主，怎么能是一个明君呢？这么一个天天讲利的君主，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虽然司马光想劝慰宋神宗成为一个重信、讲义的明君，但是，宋神宗不可能接受这套说辞。在宋神宗的眼中，国家都快穷死了，不讲利、不琢磨挣钱，行吗？反正有人给你司马光开工资，你吃喝不愁，我不管国家还剩多少钱能行吗？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长叹一声，对周围的人道：“司马光的人品是好的，也很有才华，但是太迂腐、太不切实际了。”
接连在吴奎、司马光处碰壁后，宋神宗又去物色下一个人选。
这一次，宋神宗挑选的是那个老当益壮、曾经主持过变法的富弼。
在宋神宗的眼中，富弼是庆历新政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他与范仲淹并肩作战、一起轰轰烈烈地变过法。若让这个老臣来辅佐自己重新变法，必能让朝廷上下焕然一新。
说干就干，宋神宗立刻召来富弼，询问他如何变法、如何强国、如何改革弊端。
宋神宗和富弼从早上一直聊到黄昏。虽然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但是富弼的回答却让皇帝非常不满意。
原来，在是否变法这个问题上，富弼的回答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国家宜静不宜动，擅自更改，只能让那些小人得利，而让国家受难，百姓也跟着遭殃。
可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宦海沉浮，富弼变了，他变得明哲保身了，也终于变成了他以前最讨厌的那类人。
宋神宗还不死心，继续问道：“对于边疆事务，不知爱卿有何建议？”
富弼知道皇帝一直想发动战争，一雪前耻，但他劝慰道：“边疆之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按照现有的制度处理，就不会出乱子。陛下您刚刚登基不久，希望您体恤百姓的苦楚，布德行惠，在20年之内不提战争之事，给天下一个太平。”
听了富弼的这番话，皇帝沉默不语。
群臣谈话结束后不久，富弼就请求去外地当官（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宋神宗二话不说，就给批准了。
跟这些老臣们谈完后，宋神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如果想维持现状，朝中随便找一个大臣，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曾公亮等，都可以执政，并且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这能维持住国家下滑的趋势吗？他们的执政理念，能让这个国家繁荣富强吗？如果自己死后，留给后世子孙一个更加积贫积弱的国家，还不得被后世子孙骂死？而且在那个时候，后世子孙们还有时间和能力变法吗？会不会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呢……
一想到这些，宋神宗就不能安心。最终，这位皇帝决定——变法！必须变法！必须在自己手里，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他要留给后世子孙一个繁荣富庶的大宋王朝！
皇帝有这种雄心壮志，很好，值得鼓励。但问题是，谁来执行变法呢？
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宋神宗彷徨迷茫之时，老师韩维推荐的一个人，让宋神宗眼前一亮， 他一拍大腿道：“是呀，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呀！这个人，才是变法的最合适人选！”
是的，这个人，确实是变法的合适人选；这个人，也因为这次变法，成为宋朝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一个人；这个人，也因为这次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富争议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两宋饱受争议的宰相——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