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清代盐政-内务府包衣与差遣御史的目的和身份的质变

   2023-09-09 08:18:01 40
核心提示:原标题:清代盐政-内务府包衣与差遣御史的目的和身份的质变虽然清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学习许多明朝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但是与被征服的汉人来说,其程度仍是落后的,清人的力量仍不足以介入国家财政之时,仍由前朝的汉人官员掌管长芦盐运司。从御史移驻天津盐政公署的情况看来,清廷不只是便宜行事,也为控制

原标题:清代盐政-内务府包衣与差遣御史的目的和身份的质变

虽然清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学习许多明朝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但是与被征服的汉人来说,其程度仍是落后的,清人的力量仍不足以介入国家财政之时,仍由前朝的汉人官员掌管长芦盐运司。

从御史移驻天津盐政公署的情况看来,清廷不只是便宜行事,也为控制长芦盐区的埋下伏笔,更为御史日后常驻化铺路。至少从三藩之乱开始,清廷了解掌握国家财政之迫切性,具有内务府包衣身份的满官逐渐被差遣为长芦巡盐御史。

简言之,他们不只作为朝廷的官员,也是皇帝的奴才,逐渐透过差遣制度,掌握整个食盐运销活动。另一方面,在一般公务活动之外,随处可见长芦盐政为内务府处理各项任务,长芦盐商也经常透过这层管道向皇帝表示输诚。

今天的长芦盐场

康熙中期,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开垦渐渐饱和,朝廷执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主要的财政收入趋于固定,但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却不减反增。既然地丁钱粮无法满足政府的财政需求,只能从寻求其他管道开辟税源。

盐税是一种间接税,较田赋钱粮较为隐蔽,不会直接影响民生。因此,清廷可以利用差遣盐政御史督导盐法的机会,从中扩张日益增加的财政需求。

明代皇帝经常差遣宦官参与盐税、关税、织造等事务,清代则严格限制宦官参与其中。然而,这层限制却不妨碍清代皇帝延伸权力的欲望,内务府包衣逐渐取代了宦官的功能,参与朝政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三藩之乱是清廷改变差遣盐政御史制度的关键因素之一。清代统治者逐渐指派内务府包衣担任盐政,从而展现清廷积极控制盐税的态度。

一、差遣御史的目的与其身份的改变

一般来说,都察院都会开列差遣巡盐御史名单,提供皇帝选择合适的官员,差遣至各处盐区督导盐务;然而,皇帝却可以不依照都察院的推荐,另选他人担任御史,并向都察院报备即可。

云南盐税大槽锭

康熙七年(1668),"议于六部郎中、员外郎、都察院御史内选差,满汉各一员,带笔帖式二员。康熙十年(1671)"左都御史艾元征请巡盐御史止差一员,不拘满汉。"在两次更订御史差遣制度之中,清廷开始逐步调整满、汉官员的比重。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各处用兵,禁旅征剿,供应耗繁。"于是朝廷数度差遣御史督导盐课。御史的职权被抬升了,上奏不必经都察院复核,直接与相关部院平行往来。

康熙十九年(1680),规定:"汉官非正途出身,虽经保举,不准考选。"对汉官而言,他们必须有进士身份才机会出任御史。至于满官的资格显然较为宽松,他们不必考虑正途、异途之别,做官一律视为正途,满人入仕条件宽广,升迁机会也比汉官多。

基本上,随着战争逐渐白热化,更加凸显清圣祖对汉官的不信任与怀疑,加速了清廷差遣满人担任巡盐御史的步骤。因此,在占补都察院巡盐御史的缺分内,原本满、汉兼有的情况已不复见,这个职缺也逐渐由满洲人填补。在所有占补缺分中,最特别的是"内务府包衣缺":

内务府官员向内务府升转,其堂郎中、总理六库事务郎中等三缺,经内务府奏准,咨送过部,以应升之官列名,准其与部院官一例较俸升转。

内务府包衣与皇帝关系密切。他们本属满洲旗分,所以仍可补满缺。这项缺分也比起其他缺分更具有优势。简言之,由于官员身份的改变,让盐政御史的地位与重要性逐渐提高了,更能加深对盐区的控制。

二、内务府包衣包衣",满语是"家的"意思,专指家仆、家奴。努尔哈齐创立八旗制度之初,八旗各有旗主,旗主将战友、近侍,战俘、罪犯等等编成集体劳动与战斗的组织,称为包衣牛彔。包衣牛彔只为所属的旗主服务,旗主也有权力差遣与处置他们。

电视剧《延禧攻略》女主角即"内务府包衣"出身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将所属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的包衣牛彔,改制设立内务府,置内务府大臣,负责皇室一切生活起居。顺治八年(1651),世祖改正白旗为上三旗,正蓝旗归入下五旗,更定内务府组织。

《听雨丛谈》记载:"国家既设外八旗,列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护从御营也;列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为下五旗,隶于诸王统带也。基本上,内务府是皇太极否定明代内监系统而设立的宫廷组织。然而,清人入关后,仍致力于军事,统一全国,尚无暇修订前朝制度,并且宫廷服务范围扩大与事务增多,清人所设内务府也无法立即取代前朝庞大的内监组织。

顺治十年(1653)设置了以前朝宦官为主的"十三衙门"解决内廷功能之不足,并设立铁牌,防范宦官专权。顺治十五年(1658),宫中发生了宦官吴良辅交通内外官员作弊、贿赂事件。

顺治十八年(1661),皇帝驾崩,辅政四大臣承孝庄皇太后之意,"凡是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包衣制度,"奄宦之权,归之旗下。"康熙元年(1662)更定内务府组织,设总管大臣管理各项事务,大臣人选由皇帝特旨简任。

据《清朝通典》记载:"内务府掌府内财用出入,祭祀、宴飨、饍馐、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之事。"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综覈其事,其下分官任职,构成组织相当复杂的机构。康熙十六年(1677),内务府确立七司三院的规模,即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与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

内务府令牌

至少从明代开始,皇帝经常会差遣宦官参与盐业、税收、贸易、织造等攸关国家财政之事,清代却严格禁止宦官干涉其中。虽然宦官受了不少限制,但却不妨碍皇帝强化与延伸权力的欲望,内务府包衣逐渐取代了宦官,开始参与朝政,主持盐业、税收、贸易、织造等事务。

内务府包衣与宦官不同,除不受宫刑之外,他们是皇帝的家人,也可能是部属、朋友关系。对于皇帝来说,虽然是"一日主,百年奴"的主仆关系,但却等于满、蒙、汉等内外文武大臣一般的君臣关系。只不过包衣与皇帝互动更加紧密。因此,清高宗才会说:"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三、御史身份的质变

内务府设立的目的是区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然而,这样的划分却不妨碍皇帝干预国家财政的欲望。由于史料的限制,很难解释康熙年间皇帝如何差遣内务府包衣担任长芦盐政过程中,逐步地控制长芦盐区。基本上,两淮盐政与长芦盐政一样,皇帝可以不经都察院推荐,而另选他人差遣。或许参考两淮盐政的例子,才能得知皇帝差遣内务府包衣担任盐政的目的性。

两淮盐区的运销网络涵盖江南、江西、湖广、河南等府州县。既然三藩之乱起于南方,三藩必然在两淮盐区与清廷互相争夺食盐利益,恐将攸关清廷政权存亡,或许也引起满、汉民族之间的歧见。

清圣祖认为唯有差遣内务府包衣担任两淮盐政,或许才能排除一些统治的困扰,外以御史制度行之,内则谕令包衣直书上奏,建立紧密、有效的统治策略。因此,清圣祖一变顺治以来"满、汉并立"政策,不派汉人任御史,而专差内务府包衣,直接监督两淮盐运司,加强清廷对两淮盐区的控制。

稽查内务府衙门

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圣祖认为在战争期间差遣包衣情况,基本上已达成控制两淮盐区的目的。然而,为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他认为只有继续差遣内务府包衣担任盐政,才能有效的掌握国家财政,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

至少从康熙二十年(1681)开始,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的三十年之内,虽然朝廷差遣两淮、长芦、河东盐政者满、汉兼有之,但是在差遣满人担任两淮、长芦、河东盐政的比重却是逐年增加。

例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开始,两淮盐政全由满人充当。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后,长芦盐政也全是满官充任。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河东盐政更是差遣满员担任。

康熙五十年(1711),相继爆发江南科场案与张伯行、噶礼督抚互参案,满、汉官员对立情势再度升高,几乎破坏"满汉共治"的原则。

康熙五十二年(1713),户部尚书赵申乔对于内务府长久以来插手国家财政,造成"肥了府库,瘦了部库"的情况,发出不平之鸣。内务府不但要继续与户部瓜分盐税,而且决意与地方官僚在两淮盐课的收入上争夺利益。官员贪污案件频传,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危机,恐将引发满、汉之间紧张关系。赵申乔认为内务府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元凶,它垄断政府财政的情况必须加以节制才行。

南淮盐运使司衙门

康熙五十三年(1714),皇帝暂时撤除内务府长期垄断两淮盐政的局面,任命两淮盐运使李陈常(浙江秀水)升任两淮盐政,借此稍微平息满汉对立的情绪。

同年六月,直隶巡抚赵弘燮也提请肃清长芦盐运司的人事:切查长芦运司一官职司畿辅盐法,迩年以来或以亏空被参,或以贪婪被劾,奸商乘机作弊,盐政日坏。……全在运司必得操守廉洁才具优长秉公认真之员,方克有济。今孔兴琏降调员缺,内部虽已开列,但恐以远省知府补授则到任需时,未能即为整饬,伏乞皇上即将见在记名人员,或本省或邻省附近知府道员内简放好官一员,令其速赴新任;则有裨益盐政,实非浅鲜也。

皇帝采纳赵弘燮的意见,更试着透过官僚体系相互监督的机制,稍稍限制了内务府在长芦盐区的活动,也试图化解朝廷内一部份对立的气氛。

事实上,两淮、长芦盐区的情况是有差异的。或许江南地区对于清廷统治稍有抗拒,35使得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直隶地区则在清廷直接控制下,政治情势较为稳定。内务府包衣充任盐政的情况依旧存在,并没有因为朝廷中汉官的不满,而改变满人统治的优越性。也就是说,留待这场政治风暴平息之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两淮盐政依然是李煦担任。

《李煦行乐图》

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1714-1716)之间,长芦盐政依旧由内务府包衣担任。看来清圣祖只是藉赵弘燮之口,只是对长芦盐运司提出警告罢了。

另一方面,从赋税制度的角度来看,康熙朝中期,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开垦逐渐饱和,清廷执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原有主要财政收入趋于固定。然而,政府财政需求却是不断增加。一般来说,盐税是政府向盐商征收,不直接反映在百姓身上,比起田赋征纳隐蔽许多。

清仁宗曾言:"朕思盐觔一项,虽亦出之于民,而与加赋稍异,盖所加无多,计每口食盐之费,岁只仅二分,于闾阎生计不致大碍。"着眼于盐税对政府财政有很大的挹注,自然可以理解皇帝差遣包衣担任盐政的动机了。

清仁宗嘉庆皇帝

总而言之,皇室需求日益增加,统治者无法透过地丁钱粮取得更多财源之时,势必得从盐税中取得更多的财源。

自康熙朝以来,皇帝透过内务府干涉两淮、长芦盐区,从刚开始予取予求的情况,逐渐意识到户部的立场,也慢慢调整干涉政府财政的比重;然而,并不表示皇帝不再干涉盐区的运作,只是在用人的态度上稍微节制。简言之,皇帝利用包衣与盐商互动的机会,尽可能在不妨碍国家财政的前提下,满足皇室的需求。

参考文献:

《清代经济史论文集》

《新修长芦盐法志》

《重修长芦盐法志》

《清代盐政与盐税》

《大清会典事例》

《续修四库全书》

《清代官制研究》

《明清政治社会史论》

《八旗制度考实》

《听雨丛谈》

《清史探微》

《清圣祖实录》

《石渠余纪》

《明清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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