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青年作家，另一个是公园工作人员，有时候检票，有时候扫落叶，有时候介绍景点，具体做什么取决于领导怎么安排。她自己当然更喜欢第一个身份，写作是她从6岁开始就认定的事业，这些年，她拿了不少文学奖，出版了三本书，开始被文学界注意到。但杜梨的爸妈更满意她的第二个身份，比起“作家杜梨”，他们更喜欢“有份稳定工作的杜梨”。特别是这份工作曾经让女儿往家里拎回一袋子大馒头，那是单位食堂发的，象征着稳定和福利，满足父辈对“好工作”的朴素想象。在新书《春祺夏安》里，杜梨记录下她在公园的工作和生活，但为了隔绝开两种身份，她给这座历史久远、游人如织的公园取了一个新名字——冬宫。在冬宫工作，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诗情画意。每周有六天时间，杜梨需要在游客抵达前，穿过那扇有数百年历史的宫门，快步走在园子里，先行抵达她的岗位。这里夏天热，冬天冷，许多工作是高度重复的，许多问题一天要回答几百遍，和文学创作截然相反。走进宫里，她是那个事业单位员工，听凭领导差遣；走到宫外，她变成90后青年作家，缩回文学的世界，那里自由、新鲜、有趣，只是没有五险一金。杜梨的人生在两个身份间反复跳跃。白天在冬宫，杜梨时常会走神，手里的动作没停下，思绪已经飘到天外。例如站着值班时，看见游客往菩萨面前摆糖果，她忍不住开始思考菩萨到底吃不吃糖。她会把这些碎片记录在书里。在那些时刻，两个杜梨交汇了。
杜梨。
01
野鸟、太监和小饭兜
访谈开始前，杜梨坐在咖啡厅，看见一只小麻雀意外闯入。那是一只雏鸟，刚刚学会飞，姿势尚显稚嫩，离开妈妈和巢窠，一不小心闯进玻璃围挡的庞大建筑里，成为四处碰壁的小倒霉蛋。杜梨见不得小麻雀被困住，跑去前台，找店员帮忙一起把麻雀引到门口，让它结束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对待小动物，杜梨时刻怀着耐心和怜惜。冬宫某个牌匾背后，曾经有两只隼来做窝，六七只小隼在这座几百岁古建筑的庇佑下迎来新生。因为隼妈妈要喂食，小隼要排泄，不少游客来投诉，园方只好把隼窝搬去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两只大隼找不到孩子，天天到牌匾下寻，绕着屋檐盘旋，一圈又一圈。直到一个月后，它们似乎失去了希望，再也没有出现[gf]200a[/gf]过。杜梨很难过，把这个故事记述在书里。“我一直觉得，古建上最迷人的部分，不是那些精致的雕绘和五色的油彩，无论是旋子彩画、苏式彩画还是和玺彩画，都不及瓦檐上长出的野草、牌匾后的蝙蝠和筒瓦里的雨燕，后者才是古建活着的、呼吸的部分。”她擅长发掘生活中与生命有关的一切细节，惹人痛苦的，引人发笑的，或是令人着迷的。她的眼睛总无法聚焦在那些被反复称颂的事物上，她更在意的是小人物的悲喜，在那些被记述的瞬间背后，生长在历史缝隙里的彼时彼刻。“细节总是最动人的，往往看长篇小说的时候，到最后都记不清完整的故事了，但是能记住好多细节。”她细细回忆文学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杜梨自小就对帝王将相的故事没有兴趣。漫步在皇家园林里，她代入的是那些想逃出宫门却未曾成功的太监；爬上长城，她代入的是在烈日下苦苦修建的普通劳工。他们参与历史，但他们不曾在历史中拥有姓名，杜梨对所有不具名的细枝末节感到好奇。这种影响，也渗入她的写作和研究志趣中。有一阵子，杜梨看冬宫相关的文献，若干大事年表的缝隙里，她瞥见了一个太监的故事。那个姓柴的太监，为了自由，冒死逃跑过三次，每次都被抓了回来，最终被发配边疆，成为披甲人的奴隶。杜梨在书里写：“他依旧是我的英雄。”
吃果子的白头鹎。
她自己也写人，都是些可爱而奔波的普通人。冬宫里的同事是她着墨最多的一群人。每天提着装有饭盒的小兜子、凌晨四点半从密云出发的芝芝，在早高峰的地铁10号线里被挤成“汉堡里流淌的芝士”，没有任何动弹的空间，“粘在一堆‘生菜’和‘肉饼’中一动不动”；负责年卡充值的张望，第一天就被骗亏损了203元，从此学会和投机游客斗智斗勇，任凭对方如何忽悠，都不会忘记“先收款再充值”的第一定律。等当代的出版物，变成未来的历史，这群普通人将以一个个虚构的名字存在于其中。还有那些只有剪影，连化名都没有的普通人。“那天，北京的沙尘暴吹飞了佛香阁的两个大垃圾桶，我巡视发现后，迅速跑过去抢救。我刚把一个垃圾桶扶回廊墙边，转头就看见，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抱着那个比他矮一点儿的垃圾桶，在大风中，摇摇晃晃地走向我。”
02
燕郊来的孩子
杜梨，其实也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当她在家里，或是在冬宫时，都有另外一个名字，只有在写作时，她才会成为杜梨。这是她自己取的笔名，姓来自她喜欢的诗人杜甫和杜牧，名是胡诌的，因为搭在一起好听。后来她才发现，“杜梨”是一种植物，蔷薇科梨属，枝上带刺，在部分农村地区，它被叫做土梨或棠梨。杜梨自己很喜欢这个巧合，两个字都带着“木”，本身又是一种乔木，听起来离自然很近。另一个巧合是，开始使用新名字后，她的文学创作之路似乎顺遂了一些。“之前我用本名写了十几年，也没拿过什么奖，没有太多发表的机会，用这个笔名之后，突然就顺利了起来。”把写作当成终身的追求，是杜梨在6岁时下的决心。那一年，父亲给她讲《伊索寓言》里的故事，英语启蒙老师告诉她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名为作家，她把这些片段信息连缀起来，得出“要成为一个作家”的结论。新书出版时，文学评论家张莉给杜梨写推荐语，说：“非常期待有一天，杜梨能写下她关于北京生活的实在感受，写下以北京为背景的嘈杂、喧哗、生气勃勃的生活。”但出生在北京西直门的杜梨却说，她不太有北京人的自我认同。1994年，当父母在北京忙工作的时候，两岁的她迁往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在中核集团的家属院里长大。少年时代的烦恼总是具象的。
长耳鸮。
那时候，杜梨的烦恼之一是没有什么读物，她渴望一切印有文字的东西。小学前认识的字还不够多，文字摆在眼前却读不懂，无法把故事连贯起来，她说当时小小的自己“那叫一个着急啊”。等认识了足够多的字后，家里的读物又不够了。她会一遍遍地翻教科书、报纸、广告、地上捡来的连环画，甚至是包糖葫芦的书页。21世纪初，小学生杜梨在燕郊买到的糖葫芦，外包装不是干净的油纸，而是废旧的书页。卖糖葫芦的人从废弃的书册里撕下一页，裹在山楂外头，权当是包装过了。杜梨每天都要买一串吃，一边吃，一边咂摸包装纸上的文字。这些残破的书页，往她的脑子里塞过很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故事，大部分她再也没有见过后文。只有一串糖葫芦，因为穿着悬疑的“外衣”，让杜梨记了十几年。“只有几行字，什么底下竟然是一双女人的鞋，那双鞋还在动之类的。”那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小说《一双绣花鞋》的开头：“老更夫走进屋内，支着灯笼四下晃照，只见窗帘下有一双黑色的绣花鞋。他刚想躬身去捡，窗帘忽然动起来，接着绣花鞋也跟着动了起来。”直到现在，杜梨仍没有鼓起勇气把这部小说从头读一遍。另一个烦恼说来惹人发笑，因为柔韧性不好，杜梨不大会跳橡皮筋，因此很受挫。母亲对此很着急，觉得跳皮筋很好，小孩天天出去跳皮筋，既能锻炼柔韧性，能长个子，还能跟其他孩子一起玩儿，简直是太好的活动了。杜梨很想融入跳皮筋的队伍，但因为技术有限，每次都难以尽兴，相较之下，她更喜欢窝在家里看书，《西游记》或是《奥特曼》，什么都可以。杜梨皮筋跳得不好，其他小朋友也不爱和她聊书，在文学的世界里，她孤独地长大了。
03
先讨生活，再谈写作
长大，意味着杜梨可以看任何她想看的书，现在她住在离国家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可以借到的书是燕郊时的百倍千倍。但长大，也意味着她不再是天天买糖葫芦吃就很快乐的小女孩了，烦恼越来越多，从具象变得抽象，兜来转去，结论总是“没有什么选择”。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杜梨辗转过互联网和新媒体行业，做的都是文字工作，工资不高，压力不小。她没有自己的时间，于是干脆辞职，待在家里专心写作。“我爸妈那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暴躁，他们觉得那么大的人了，怎么可以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呢？”冬宫的工作是妈妈先看到了招聘启事，就催她去报名试试。来冬宫前，她只知道这是一份可以每个月给她发工资、交五险一金的工作，生病的时候可以用医保看病。“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只是我妈跟我说冬宫离我家近，我才赶在最后一分钟报名。我甚至连事业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念头永远都在写作和文学上，这是我人生追求的一种目标。”
冬宫里的天鹅。
对写作者而言，能出版自己的作品，拿到文学奖项，算得上阶段性的梦想成真。但杜梨说，青年作家现在已经很难靠写作养活自己。冬宫的工作很忙，下班后，杜梨需要挤出时间来写作。《春祺夏安》前后写了四年，最集中的创作时间，是她把腿摔伤后不得不休病假的一个月，她形容自己那时像“打了鸡血”。剩下的日子里，她需要很早起床，赶去冬宫上班，能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寥寥无几。大部分时间，她没有工夫和心情再想杜甫、王维或是王尔德，等着她解决的是“景点怎么走”“票怎么买”和“行李怎么寄存”，发问者来自全国各地，男女老少。杜梨被浸泡在生活里，有时候被冻到手脚冰凉，有时候热到四处是汗渍，她逐渐接受人生苦涩的那一部分。“文学获得回报的周期太长了，我爸妈觉得作家不是一种职业，还是需要有一份每个月能获得稳定工资的工作。我对生活也没有其他的要求，哪怕让我吃白菜米饭，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但杜梨依然有成为全职作家的梦想，也许是四十岁，也许是五十岁，等到写作真的能让她获得稳定的生活，等到她不再需要向父母证明作家是一种可以持续终生的职业。等到那时候，杜梨就能像她六岁时期盼的那样，成为一个作家，只作为一个作家。分别前，杜梨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写下去，一定要努力地记录这个时代。”而后，她匆匆回家，泡了一碗方便粉丝当晚饭，时间不算早，她得快点收拾完准备休息。第二天早晨6点，她的闹钟会准时响起，她将早早赶到冬宫，扮演现实世界里的杜梨。（文中配图皆为杜梨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