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难以忘怀的往事
作者 王国炜
一九七二年，这是我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四团即南通农场的第四个年头。是年五月，我当上了所在连队的现金会计，这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环境中多少也令人羡慕的差使却使我有幸品尝了人生的酸果。
三秋大忙刚结束后的一天早上，连长吩咐我：从今天起凡是外单位来买连队东西的要凭他的条子方可。连长口谕的起因我是知道的 ，由于近日外单位的一些职工打着“连长同意”或“指导员同意”的招牌从连队买去了不少地瓜、玉米引起了本连职工的不满。九点多，我的会计室里走进了一个人。此人姓吴，四十岁上下，有着一对小而深陷的眼睛，两颗镶银的门牙显示着他不同一般的身份。他曾在我连的前身——第三生产队当过几年的总账会计，文化大革命前夕调任农场的场部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据说因为在原场党委手中没能入党的原因，便愤然造了“走资派”的反。凭着能说会写，造反卖力，他便很快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造反派人物，并在农场改为建设兵团后进了使人望而生畏的团部材料组。他今天来干什么呢？寒暄过后，他道出了来意，“我同你们连长讲过了，替我开张发票，我要买二百斤打谷场上的秕谷。”刚才连长的规定使我不得不连忙向他解释说：“连长早上刚跟我说过，从今天起买连队的东西要凭连长的条子，你是否请连长写个条子？”
他“喔”、“喔” 两声的同时脸部的肌肉收缩，随即又淡淡地说：“那好，那好，我去团部回来之后再来。”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涉世不深的阅历并没有使我产生丝毫不安之感。
他当然没有再来。
十一月初，一场全国范围的打小生产的“土围子”——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很快就在我团铺开。在一次全团干部动员会上，我连因所谓“地下运输队”的问题而被团领导当众点名。何谓“地下运输队”呢？就是我连三、五个身强力壮的男职工利用休息时间把脱粒机打下的稻草和草房上换下的旧稻草扎捆运到师部造纸厂，从中获些微薄的运费。职工房前屋后种的丝瓜、南瓜之类都属小生产的表现而在铲除之列，何况运输成“队”又是“地下”的呢？这当然是非加追究不可的了。
很快，一个由一名正组长、一名副组长、一名组员组成的精悍的工作组进驻了我连，副组长就是吴某。他的到来使我难逃厄运。
十一月八日，像往常一样，当排队领工资的喧嚷声在我的窗前消失之后，我正锁上办公桌的抽屉，吴某却像幽灵似地进了会计室径直朝里屋而去，并随手关上了里屋的小门。他那诡秘的神态，里屋不时传出他与总账会计嘁嘁的低语声，这种有意避开我的行为，不由使我产生某种莫名的不详预感。他傍若无人似地匆匆而去之后，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为人厚道的总账会计拿着他的账本，一边和我对着现金账一边喃喃地说：“奇怪，怎么真是少了一笔钱呢？”原来，吴某从师部造纸厂抄来了有关我连“地下运输队”的三笔账，刚才在与总账会计的核对中证实现金账上少交了一笔。这少交一笔款的发票号码是“〇〇一七七”。
“〇〇一七七”，这张无声的发票号码曾经告诉了我什么，是人间的丑恶和美善，以致我今天仍清晰地记得它。
少交一笔账意味着什么？两个罪恶的字眼——“贪污”立刻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扪心自问，非分之财我是不敢奢望的，为我自己，也为不使我下放落户于异乡的双亲增添新的伤痛，我怎敢行差踏错呢？急于弄清真相的心情驱使我顶着深秋呼啸的寒风赶到了造纸厂。不巧，造纸厂的账本因“运动”刚封存，好在我的一位同学在经手查账工作，能有办法查到，不过当天是不行了，我多少得到了点宽慰回到连队。总账会计一见面就埋怨我心太急，因为我去造纸厂，吴某已经得知，他责怪总账会计向我“走漏了风声”。我愕然了。在愤怒与不安中，我分明感到了他险恶的用心。我意识到不久前没能使他买成秕谷所酿成的后果。
九日上午，“现金会计贪污”的流言开始在连队蔓延。事后我知道，八日晚上，吴某找了几位知青去仔细地排查了我的个人经济收支情况。那少交的一笔草钱是127元7角8分。有人提供了我十月去了一次上海，带回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把60公分的“洋”伞，手表是120元，伞是7元多。真是一拍即合！十月份，我是去了一次上海，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的哥嫂给我买了手表和伞，钱是用去了127元多。月薪才15元的我怎会有钱买了手表和伞呢？这该死的巧合竟成了我贪污的证据了。这当然也使流言有声有色从而增加了可信度。下午，造纸厂的同学匆匆赶来。他帮我验明了“〇〇一七七”这张发票的正身。原来这是我连的两位职工去运了拖拉机修理连草房上换下的旧稻草而开得发票，运费他俩拿的，草钱归修理连入账了，根本与我无关！我有了证明我清白的依据，我有了与吴某当面对质的武器。我甚至想好了尖刻的话语来当面回敬他。
可惜，事情的发展竟未能如我所愿。
几天之后，工作组把我叫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吴某不在，他避免发生和我毫无必要的正面冲撞。“贪污”一事只字未提。在说了一堆“你还年轻，会计工作经验不足，工作组帮助你把帐理一理”之类堂而皇之的言词之后，我立即听懂了他们的言下之意——要查我的账。查账是专为找茬子的，茬子也真给找着了，这就是账上职工向连队的借款太多。多少呢？六百元多一点。记得五月份我从前任会计手中接账时，这笔借款是八百多元，半年中我多少扣了点回来。应该算我“政绩”的却成了我被免职的可笑理由。
我被免职的另一个理由是：出身资本家，不可重用。
呜呼！等到下月发工资时，我已扛着锄头走向田间了……。
这是我上山下乡八年中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在我并不丰富的经历中，厄运成了我最好的老师。我之所以时时记得它，是因为它曾经发生在我们国家遭受着巨大不幸之时。记取过去的不幸，正是为了珍惜当下。
后记：作恶者是难以善终的。靠造反起家的吴某在文革中平步青云，入了党，升了官，官至营教导员。可惜好景不长，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局势的剧转也波及到了这位造反者，他被贬到一个新建闸站任副职。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政治上的发迹已经到头。他潦倒绝望，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尾巴——一九七七年，在我回城不久，他因奸污女知青被开除出党，送进了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