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差事》，［美］雷蒙德·卡佛 著，汤伟 译，收录于《我打电话的地方——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7月）
契诃夫，卡佛最喜欢的作家。在以其为主人公的小说《差事》里，卡佛将自己对前辈作家的喜爱融入平静的叙述，感同身受的摹写出一种虚构的“现实”。
这样的“现实”是什么？一种投射，或者，一个出于心理的暗示。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小说起始，卡佛刻意强调契诃夫和他的挚交苏沃林皆是农奴的子孙，“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农民的血液”，他们都是全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人，反映了卡佛意识上对一类人情感上的认同。
最难得的，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气质上，苏沃林和契诃夫相差甚远，可他们仍然是挚交。并且，“苏沃林一直是契诃夫仅有的几个挚友之一”。看透了世间一切的卡佛，对友情在世俗层面受到的考验也悟到了最为本质的东西。声名卓著的契诃夫，有钱但保守的苏沃林，两人能成为挚友与他人无关。不关乎文学声名，不关乎金钱利益，除去这些娱人眼目的粉饰，他们相同的出身可能才是友情得以建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拥有纯洁的友谊，如契河夫这般享有巨大声名的作家，其挚友只能以“仅有”来形容，给卡佛的感触无以复加到欣慰大过了悲凉。
契诃夫的肺病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他没把它放在心上，乐观的认为自己还很健壮。从这份精神上的乐观可以窥见，契诃夫对生死有一个超迈的态度。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他从来就没信过。他顾不上像托尔斯泰那样，在作品里建立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念。他所描述的，不过是普通人如何恋爱、结婚、生孩子，直至死亡的故事。托尔斯泰觉得契诃夫有趣，而同样在作品里描述普通人平凡生活的卡佛却未曾获得任何前辈作家的青睐。不过好在，有着独特创作理念的作家都会遵循自己的路走下去，不会因为对前辈作家阐述的什么不朽的理论感到困惑就否定自己的选择。
通过写作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契诃夫，并未凭藉成功而改变他为人的特性。成功之于契诃夫，并未如囚笼那般困缚住其作为“人”的本性，骨血和精气仍然在他身上，塑就出一个任何时候都以纯真面容示人的赤子之相。这个赤子，“对调情比婚姻更感兴趣”。调皮的写法属于卡佛，肯定了爱情是润泽身心的唯一良药。在爱的润泽下，契诃夫给妻子起了许多小名。享有着爱之幸福的契诃夫，写作没让他变得严肃和死板，相反，他和奥尔加犹如童话般的爱情足以令人堪羡。
在这样的爱情里，除了美与宁静，加入庄严的死亡无疑是残酷而悲伤的。可那正是历史赋予病重的契诃夫一个与其声名相符的意义。卡佛在描述契诃夫弥留之际的一幕幕场景时，笔下的文字处处透着庄严与肃穆。它们将“意义”这个概念以看得见的形式构建出来，给一个作家的死以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种力量包含了作家乐观的精神，来自友人通达的理解，以及妻子真挚的爱。它们在契诃夫的最后时刻同时出现在作家的房间里，见证了死亡之静美。临终前，契诃夫还在开着玩笑，锋芒丝毫未减。席威尔医生面对契诃夫的病情，无计可施之际，抛却医生的天职，想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举动。席威尔医生向旅馆厨房要了一瓶最好的香槟。香槟送上来，作家的房间里出现了令人沉思的一幕。三杯香槟酒端在契诃夫、奥尔加、席威尔医生手里，“他们没有碰杯，没有什么可以干杯的，在这个时候能为什么干杯？为死亡？”可能只为一个美丽的报偿。感谢契诃夫无与伦比的才华，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
奥尔加在契诃夫停止呼吸后，保持了爱的镇静。在契诃夫不再属于她之前，她还有几个小时陪伴着他，拥有一份美与宁静。几个小时后，官方和报界知道了消息，日常的嘈杂会像往日里那般纷至沓来。那不是奥尔加愿意见到的，却在卡佛以文字虚构出的“预料”里。
卡佛在文字里同时还预料出一个时代的变化。它放在卡佛这般后世作家身上，不太可能会如契诃夫那样得到一个美丽的报偿。而变化在契诃夫临终前，就出现了微小的信号。
写作是自己的事，这一点，卡佛甚为明了。因此，时代变化的信号一经出现，尽管令人无奈，却只能顺应时势，平常对待。当席威尔医生向旅馆厨房要了香槟，这个送香槟来的年轻人作为小说后半部分的主人公正式登场。年轻人衣冠不整，神情疲惫，看上去就是极不情愿地被领班指派来跑这一趟。可当他从席威尔医生那里得了一笔丰厚的小费，卡佛把他吃惊的样子写得入木三分。“他张开手，吃惊地看着手上的硬币”。
作家房间的门隔着两重世界。门里，是一个肃穆、庄严的精神世界，死亡在这个世界逡巡，也难掩精神之光的照耀。门外，年轻人对丰厚的小费的吃惊会迅速催生贪婪的心性，它会使精神之光湮灭，会让门里的那个世界不再生发任何庄严的意义。
天亮后，年轻人来到房间收酒杯和托盘，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得焕然一新，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贪婪作为内在的动力，推动他冲着丰厚的小费来了一番个人的转变。这是时代变化的先兆，在无数个这类年轻人的裂变、聚合下，精神之光暗淡、没落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
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房间里那个安宁的死者是契诃夫。或者，让我们换一种说法形容他的懵懂。这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契诃夫是谁。他得了奥尔加付给他的小费。这是他从这个房间活着的人手上接过的第二笔丰厚的小费。他才不会在乎死者是谁呢。
年轻人在乎的是躺在地上的一个软木塞。昨晚他送来的香槟还有半瓶，应该塞住瓶口的软木塞掉在了地上。把软木塞捡起来是年轻人份内的事，在工作职责的要求下，这件事在当下比什么都重要。而奥尔加的当下，契诃夫死了，需要一个殡仪师，是意义明确的大事。奥尔加把寻找殡仪师交给年轻人去做，结合她的要求跟她的想象，年轻人应当“从容不迫地踏上寻找殡仪师的征途”。用“征途”一词所赋予的荣誉感对这份差事加以重视，可以令年轻人产生不虚此行的自豪。因为死者是契诃夫，携精神的伟力活在世上的人。他的“活着”，已超越了死亡的界限。
年轻人不明白奥尔加对他交待了什么，他一心只想着地上的软木塞。纵观小说的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对待精神追求就已逐渐远离了古典主义者一贯推崇的庄重与典雅，人心不再纯朴，物质至上虽未甚嚣尘上，却渐成燎原之势。年轻人在奥尔加面前一副事不关己的作派，不过是其内在心性的体现。构成了精神的契诃夫和代表着物质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前者的死同后者无关，年轻人对待精神之死的冷漠也不能从根本上认定精神的失落。
作为作家的卡佛，有着一个悲凉的命运。这股子悲凉洇染在小说《差事》里，投射出一个后世作家和前辈作家相类的生命境遇。尤其在卡佛那些“预料”式的文字里，后世作家的体验和感悟是独特的，更是卡佛以专有般的写法做出的洞见。
2023.9.11
